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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 / 杂谈 / 正文

当英国博物学家来到中国,全新的“中外朋友圈”开始形成

MJ
来源:第一财经
302 2018-06-12

人类都是在理解外部世界的过程中理解自身,同时,也在理解自身的过程中理解自己所在的地域与国家。随着近代世界的形成,欧亚大陆东端传统意义上的自生性发展逐渐被海洋贸易与殖民力量所打断,整个世界开始在新的意义上形成整体性联系,这不仅体现为器物层面的贸易与交流,例如纺织品、原材料等的跨洋运输与生产,而且还涉及到知识与思想层面的冲撞、妥协与转变,例如各种知识与理念的近代传入,深刻改变了我们认识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视角与表达方式,甚至一些经由外域传入中国的近代词汇,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范发迪以其新版的《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一时期,甚至更早阶段的中西之间认知互动及其变迁的鲜活图景,这是一个关于博物学的故事,既古老,又新鲜。

中国想象的再生

我们如今总是说,对国家的认知要建立在坚实的考察基础之上,但当时间退回到三四百年前,这种期待实际上很难做到。

在当时欧洲人的心目中,中国更多地是作为一种与自身相对的异域图景出现,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欧洲认知中的刻板印象。作者这样写道:

“对18世纪欧洲博物学家而言,中国占据了一席特殊的位置,而不仅仅是一个想象中住着很多身材矮小、喜欢喝茶的人种的辽阔国度。耶稣会教士曾赞美这个神秘帝国的文化成就和地大物博。卫匡国(Martini)、基歇尔、李明(Louis Le Comte)和杜赫德(Du Halde)都在自己的巨著中描述过中国的繁华城市和奇花异树。然而,博学宏文者总是知音有限,大多数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其实来自其他渠道。中华帝国在洋人中流传最广、最根深蒂固的形象之一就是一些圆面孔、发型滑稽的人,在充满奇花珍禽的庭园中嬉戏。欧洲人并非从学术著作中获得这个印象,而是从瓷器、家具、刺绣和其他中国外销商品的图画中看到的。”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要确立起对于近代中国的真实认知,一方面固然需要中国自身在外部呈现方面有所转变,同时也需要这些来华的欧洲人在与中国社会的接触中,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认知。在这一过程中,博物学实际上扮演了一个互动性的角色,并经由在华的欧洲博物学者的视角,重新呈现了一幅关于中国的认知图景。

日常互动中的知识竞争

知识的交流与互动需要场地,更需要触发的媒介。广州因其独特地位,成为近代中西方之间的重要知识交流场所,而当地的花草市场,则成为西方博物学在华的重要知识获取地。借助于当时的海上商贸网络,新的物种、新的知识在日常互动中逐渐凸显,并形成新的交流空间:

“在广州,洋人经常在当地市场找寻新奇的动植物。博物学研究者、普通商人与海员以及中国人参与动植物买卖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是中国的海外贸易机制成了他们活动的共同基础。这个机制是当时国际商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它流通的商品包括丝绸、茶叶、瓷器、出口工艺品等。除了遍搜当地市场,博物学研究者还通过拓展既有的各种商贸、社会关系,以及其他类似的与中国人进行交换的模式来求取动、植物。事实上,园艺和博物学也构成了广州国际贸易中礼物关系的一部分。在广州的英国博物学研究者并不只得益于当地工匠、店主和园丁的知识与技术。中国的行商,这种社会地位更高且与在华西洋商人平起平坐的富商豪贾,也帮了博物学研究者很多忙。”

这种交流空间里,不仅有远道而来的英国博物学家,而且还有中国本地的工匠、店主、园丁甚至官商,他们在对当地物种的认知方面各有所长,因此一旦形成密切互动,必然会在物种知识方面形成必要的竞争与妥协,最终促成了当地新物种在欧洲既有分类体系中的重新定位,也使中国本身史籍中的相关记载具有了某种“近代”和“科学”色彩。

知识的流动产生价值。近代的海上贸易网络不仅改变了世界的财富与生产地图,而且还塑造了世界知识的新生产方式。

“园艺学和博物学构成了世界海上贸易中的美学、信息、财富、商品及其他物质和文化产品流通的一部分。广州的商埠环境为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理想的背景。这个熙熙攘攘的海港竟是科学研究的沃土:商店、花园和市场;工匠、园丁、赤足的街边摊贩以及身穿绫罗绸缎的富豪;国际海上贸易中社会交往与商务活动的运转机制;越过广州向内陆深处延伸开去的商业路线——所有这些商埠的构成要素——对英国人研究中国博物学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了这些条件,英国博物学研究者不需要花太大工夫,就能有效地把广州这个货物集散地转换成知识交换与知识生产之场所,商业城市的日常活动也因而变成了强有力的研究路径和工具。”

在作者的笔下,园艺学和博物学的世界物种大交流形成了强有力的知识生产网络,并反过来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商业城市相关采集、研究活动的展开,博物学的“中外朋友圈”开始逐渐形成,知识共同体也初见雏形。

本土知识的韧性

中国本身具有自己的悠久传统,这不仅体现在历史层面,更体现在知识层面。本土知识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认识自我与周边世界的独特方式,进而构筑了一种能够有效区别于外部知识的中国知识类型。我们历史上曾有过的史籍文献等,都成为这种中国知识类型的组成部分。随着近代知识的转变,这种既有的知识类型受到了外部信息的冲击,博物学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与之相应地,在表现知识类型的载体上,也自然有所变化,其中最有意思的当数中国本土画师绘制的西洋博物画。

“为书籍刻制插图的画师是为印刷作坊工作的,而洋画画师遵循的属于风俗画或者装饰艺术的传统。就连最高档的动植物洋画也往往是套公式的作品,其中昆虫、鸟禽和花卉以特定的姿态摆置,背景风格也很传统,可能是一块岩石、一株牡丹或者一个池塘。虽然那些精心描绘的细节使画面呈现出基于观察的写实主义风格,而且画师的高超技艺也很有说服力,但画中的物品却往往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植物可能被饰以色彩夺目的花朵,和现实中的任何植物都不同,虽然是假的,却显得很逼真。蝴蝶可能混合了两三种不同品种的特色,或者完全是杜撰的。”

这种强大的中国绘画传统与西式博物画要求之间的内在冲突,以一种新奇图像的形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成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及其本土知识坚强韧性的重要参照物。

当我们理解了中国本土知识的独特性与持久性之后,就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在参观一些当时中国外销的西洋博物画时所产生的困惑:为什么这些图画跟西洋人自己画的不一样?

“当画作的内容是传统中国画中习见的主题(如梅与鹤)时,画作的中国风格就显得非常突出。此时传统的表现范式就会浮现出来。梅树枝条扭曲,树节夸张,表皮皲裂,充分表现了中国花卉画的典型美学技法。同时,丹顶鹤的姿势——亭亭而立,一条腿藏在身子下面,颈项优美地弯曲着,眼睛平和地凝视前方——也直接出自中国画的传统。在中国文化里,梅与鹤分别是坚贞与长寿的象征,用以表现它们的典型模式由来已久,正如在西方博物学绘画中狮子总是显露出王者风范,天鹅总是优美高雅一样。”

作者在书中以梅和鹤为例子,向我们解释了出现差异的原因,以及我们为什么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妥之处,这是因为,我们都深处于这种本土知识的氛围之中。

理解博物、理解中国

中国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不仅仅只是东南沿海。不管近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有怎样的个人想法,我们都无法否认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造成了巨大伤害,但从知识层面来看,这些博物学家都试图通过对充满着内部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中国进行知识层面的认知与探索,来拓展和充实对中国所见新物种的整体印象。

作者在书中敏锐地注意到了中国内部空间的广阔性,以及英国在华博物学家在这一巨大空间内所获取经验的有限性。因此,要获知关于中国内部物种的更多信息,就必须对中国广大的边疆内陆地区有更深入的探究,不管是福钧(Robert Fortune)在中国内地对茶种的探查,还是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在西南地区对植物物种的采集,都在开拓对于更为广大的中国的整体认知。可以说,

“博物学家越加深入中国内陆旅行,就越使他们认识到有必要对一些关于中国的既定观念加以修正。那些观念大多是从他们在沿海城市的有限经验中得来的,而现在他们却看到这个多民族的庞大帝国其实更像一个纷繁复杂的拼图。同样的,由于田野博物学家对当代人提供的信息的依赖,使得博物学与俗民知识之间的界限很难确定。到异国的土地上探察并利用当地的俗民知识,这种行为本身就意味着那些博物学家无法分类与规训的驳杂知识的渗入。最后,我们也要注意到,那些提供信息的中国人和中国采集工在与博物学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并不是无能的、受剥削的傻瓜;他们自有与博物学家讨价还价的方法,而且在期满分手时通常得到了他们原先想要的东西。”

这种互动是双向的,也是博弈的,中国本地人和本土知识在与这些英国在华博物学家交流的过程中,也在努力呈现他们自身知识的独特价值,虽然目前相关资料有待发掘,但他们及其既有知识的价值不应被漠视。

理解博物,实际上是在理解一个更大的中国。当我们发现“物”与“地”的内在关联性时,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地域、社会、人群间联系的重要性,从而更好地理解广阔边疆地区对于中国的意义。作者最后指出:

“博物学意欲研究自然界的万物,其涵盖面是全球性的,因而空间性是博物学事业本有的特质。博物学的空间性与欧洲势力的扩张齐头并进——这可以从探勘、交流、运输以及对自然万物分布的空间思考之间的重重关系中发现。沿着这种传统,英国博物学家将中国视作进行探索并绘制地图的一个‘空间’(space)。从这种观点来看,中国人及其社会和政治机构,便成为博物学家在一块叫做中国的土地上攫取关于动植物及地质的完整知识的障碍。但是博物学家也知道,在博物学中,‘地方’(place)关系重大。各个地方并不相同。英国博物学家常对那些地形、地理以及气候能够向英国及其殖民地提供独特价值的动植物的地方特别注目。人类所建的机构也界定了地方。中国有别于欧洲直属殖民地,因而英国博物学家常常不得不将就这种既定状况,他们的研究工作也难免受制于中国当地的社会与文化环境。”

因此,离开了中国这个活生生的环境,所有相关的博物学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所有与中国认知相关的图景都将黯然失色。对于当时的那批英国在华博物学家来说,要理解博物,就必须记住这片土地,而对于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者而言,要理解博物,同样需要理解这片土地。

《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

[美]范发迪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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